1944年,馬烽、西戎提筆為山西呂梁的抗日英雄樹碑立傳。雷石柱、康明理、孟二楞等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從《呂梁英雄傳》“走出”,為這片土地塗就了英雄的底色。60年後,煤炭經濟的涌動推動了這座城市崛起,呂梁的經濟增速一度名列山西首位。然而,今年6月以來,杜善學、聶春玉、白雲等曾主政呂梁的副省級高官相繼落馬,市長丁雪峰、副市長張中生、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鄭明珠被帶走調查——呂梁,成了山西反腐風暴的風暴眼。事實上,大量煤炭挖掘造成一些地方自然地質塌陷的同時,這片土地更因資源經濟與權力腐敗的勾結,形成了可怕的“黑金”現象。一座英雄城市,被“黑金”絆倒。1 老區一夜失衡,超級富翁紛出貧困問題依舊與許多革命老區一樣,貧困曾是呂梁的“標簽”,一度與忻州併列山西經濟發展最落後的地區。為此,山西曾經提出“一手抓忻州,一手抓呂梁”的發展策略。變化始於2003年前後。隨著國家經濟提速,煤焦價格一路狂飆。呂梁境內富含用於煉焦、冶金的主焦煤,尤其是獨特的4號主焦煤被譽為“國寶”級稀缺資源,最高價上漲到每噸1800多元,比普通電煤價格高兩三倍。呂梁隨之崛起, GDP 增速和財政收入增速一度位列全省首位,遍地開花的大小煤礦成了造富機器。煤炭行業成為經濟發展的支柱,逐步形成“一煤獨大”的資源型經濟,煤炭對全市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甚至超過70%。與此同時,曾經一度四處躲債、“吃不起大碗面”的煤老闆,轉眼成為千萬、億萬富翁。一些年產幾萬噸的小煤礦每天能賺“一輛奧迪車”。 GDP 的火箭式增長和煤老闆的一夜暴富,令老區一夜失衡。與迅速增加的超級富翁形成鮮明對比的是,資源經濟沒有令當地百姓生活大幅改善,反而掩蓋了呂梁貧困面貌和落後的社會事業狀況,加劇了產業結構、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問題,加劇了貧富差距大的矛盾。這裡既有身家數百億元的富人,更有依然全家幾口人擠一口破窯洞的農民。安全生產事故頻發、生態環境破壞、村礦矛盾等一系列經濟、社會問題隨之頻頻發生。呂梁的幹部坦言,目前全市脫貧任務仍很艱巨。13個縣(市、區)仍有10個貧困縣,其中6個為國家重點扶貧工作縣。全市仍有貧困人口88萬,超過全市總人口的23%。全市醫療衛生、教育等社會事業嚴重落後。一位在當地工作30年的幹部說,呂梁最大的問題是經濟增速成了一塊“遮羞布”,幾任領導都熱衷追求政績和個人私利,而對於社會發展和造福廣大百姓漠不關心。腐敗問題的發生與這種政績觀有極大關係。2 商謀權官求利,官商結盟掘“黑金”在呂梁,因煤價暴漲而失衡的不止經濟,官員和商人的心理都出現扭曲。圍繞黑金結成了一個“商人謀權,官員求利”的官商怪圈。幾十年來,煤炭產業從資源的配置、劃撥,到小煤礦的幾輪關停,再到大規模煤炭資源整合和兼併重組,基本由政府推動,煤礦證照辦理、安全設施驗收等全由政府主導,加上市場公開、公平機制不健全,為官員權力尋租、官煤勾結和利益輸送埋下伏筆。民營企業要發展常常面臨審批難、貸款難等問題。當地一名開過煤礦的人告訴記者,官員的一句話就能決定一個煤礦的“生死”。為了打通各個環節,老闆們往往“見一個廟就得燒一次香”。為了尋求長期、穩妥的靠山,他們更需要拜一個“大菩薩”,目標往往鎖定當地主要領導。在官員與老闆結成的利益共同體中,企業可通過官員權力在資源審批、資源整合、土地徵占以及社會關係疏通等方面獲取利益,甚至為其親朋好友謀取一官半職。同時,官員在升遷過程中需要花錢“公關”時,民營企業就成為“提款機”。雙方共同合作,以謀取更大利益。呂梁不少幹部群眾反映,當地一名老闆多次為時任呂梁市委書記聶春玉提拔“運作和活動”。在呂梁,幹部群眾對聶春玉、張中生等人與部分民營企業老闆“非同一般的關係”如數家珍——聶春玉、杜善學與聯盛集團董事局主席刑利斌、大土河集團董事長賈廷亮,張中生與刑利斌、中陽鋼廠董事長袁玉珠關係密切。中陽縣一些幹部群眾說,在中陽縣擔任過主要領導的張中生是中陽鋼廠的實際控制人。記者瞭解到,2012年3月,邢利斌在海南為其女兒舉辦結婚典禮時,呂梁當地十幾名廳、處級幹部包機前去參加婚禮。一些幹部認為,老闆與各類官員之間,官員與官員之間形成各種“朋友圈”,如果你進不了這個“圈子”,就不會被接受,會被“邊緣化”,提拔無望。“暴漲的財富,敗壞了政治生態和社會風氣”,當地一些基層幹部說,一些煤老闆過年過節給官員送禮,送幾萬元就像“遞一根煙一樣”。一些幹部長年抽的是四五十元一盒的“中華”牌煙或上百元的“呼倫貝爾”牌煙,僅靠公務員的工資是肯定負擔不起的。3 “兩能幹部”吃得開,反腐需標本兼治在被金錢扭曲的政治生態下,一些“能幹又能貪”的“兩能幹部”成為吃得開的人。在記者接觸到的呂梁部分幹部群眾眼中,被調查的呂梁市副市長張中生就是典型的“兩能幹部”。張中生最初是呂梁市中陽縣糧食系統普通職工,後升任中陽縣縣長、縣委書記和呂梁市副市長。呂梁的幹部群眾認為,張中生在擔任呂梁市副市長期間分管工業、煤炭等領域,其人性格、作風強硬,在培育民營經濟,抓煤炭資源整合和煤礦安全生產以及引導民營企業轉型發展等方面,工作業績較為突出。與工作業績同樣突出的,是張中生的“撈錢”能力。接受記者採訪的呂梁幹部群眾都認為,中陽鋼廠是張中生的財源,張中生是中陽鋼廠的實際控制人。始建於上世紀80年代的中陽鋼廠,在20多年間從一個小鋼鐵廠發展成“十里鋼城”,資產達200多億元。此外,群眾反映,張中生斂財的另一個渠道是煤炭行業權力尋租。在其擔任中陽縣委書記、縣長期間,他曾通過親戚開煤礦掙錢,在關停小煤礦、煤炭資源整合的機會中,利用審批、關停權力收受錢財。呂梁市直機關一名處級幹部認為,這些領導幹部敢於觸碰廉政“高壓線”,與他們自身價值觀扭曲、放鬆自我紀律約束、丟棄黨性原則有直接原因。同時,他認為,“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階段,物質、經濟高度發達,要讓每個黨員幹部頂住物質金錢的誘惑,僅靠自我道德要求是遠遠不夠的,必須從法律、制度方面的監督來規範幹部行為。”呂梁的幹部質疑,像聶春玉、杜善學、白雲這些原市級領導涉嫌嚴重違紀違法,不是短期內發生的事,但他們卻能從廳級幹部順利提拔到副省級領導崗位,這說明我們的幹部任用機制出現了問題。“對一個幹部的衡量標準,不能僅僅看他是否辦事,能否提高 GDP, 更要考量其是否能做人,能否願意為人民服務。要將品德放在領導幹部考察的首位。”一位當地幹部說。“新華視點”記者孫聞、呂曉宇新華社太原11月2日電  (原標題:一座被“黑金”絆倒的英雄城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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